【选录】：宋明理学是脱胎于传统经学的儒学新念念想与新形态，这种新念念想与新形态在宋明理学的发展经由中呈现出丰富性与种种性，并最终趋于训练与雄厚，清初理学重臣李光地是其迫切代表。本文以李光地的晚年《诗经》学代表作《诗所》为对象，通过对他释传《诗经》语境规复的迫切步调以及各得其所的缱绻磨真金不怕火，进而分析他由辞求意、不雅其所兴的诗意体会，与曲尽意义、小大兼举的诗义诠释，充分呈现李光地若何由经学转出理学，以及使理学与经学分离，以综合的方式消弥存于经学中的理学种种性，从而既使脱胎于经学的理学训练，也促其拆除。

【关键词】：李光地《诗所》诗意诗义宋明理学

【中图分类号】：B2

王国维曾论有清一代学术，“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谈咸以降之学新”; 其中对于“大”的说明是，“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并指出顾炎武开其端。不外，相对于乾嘉考据学的“精”，以及谈咸以降逆睹世变而催生的近代学术念念想的“新”，仅以“志在经世”的“致用之学”似仍难诠“大”。要是作些推敲，“大”或不错在形态上交融为广博，在内涵上交融为丰富，在表象上交融为恢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不错引为表证。但是，广博、丰富、恢宏时时意味着弥留、矛盾，乃至冲突，因此，对于步履中的东谈主而言，便有必要来加以归拢，以求念念想的雄厚，此亦可为志在经世的致用之学的内涵。清初康熙朝的理学重臣李光地( 1642 － 1718) 似乎便承担了这么的历史包袱，《周易折中》的书名便走漏明白地指明了他的学术念念想定位。诚然，学术念念想的妥洽折中时时被视为创造性的缺少，要是这种综合更晦气地呈以御定的相识形态，那么更易引来轻茂。不外，要是撇去相识形态的成分，纯就学术念念想本人而言，依凭经学的新辟而转出的宋明理学，其学术念念想的创发，至清初也诚已了无余蕴。因此，李光地的综合虽难有大的创发，但却足以鼓动宋明理学的拆除，从另一个角度促动儒学的转型; 更何况，综合本人也不是满有附近的事情，不仅需要丰厚的学养，况兼也需要高妙的识见。本文以李光地的《诗所》试不雅他对宋明理学的拆除。

一、语境规复

算作理学名臣，李光地对于《诗经》性质与功能的相识，诚乃一秉儒学的政教传统，他在《诗所序》中开篇说明:

古者学校四术及孔门之教，皆以《诗》首，为其近在情味，察于伦理，而尽头至也，光四海，通神明，率由是也。

然则，诗三百的创作配景不清，作家不解，且无题，概言之，诗的本意都不走漏，又若何从中线路理学所揭示的义理呢?宋昔日，东谈主们收受《毛诗序》，但宋以后，宋儒运行怀疑《诗序》，别求《诗》意。四库馆臣云:“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赤诚宿儒，亦谨守《引言》。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新义日增，旧说几废”的说法，稍过污秽。事实上，开启“新义”的欧阳修并不曾透彻推倒“旧说”，自后的北宋王安石、南宋吕祖谦都仍然基本承认《诗序》的巨擘，而苏辙亦然部分收受，“取《引言》首句为毛公之学”，只是到了朱熹后期，才透彻推翻《诗序》的巨擘，指出“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东谈主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即便如斯，“自是以后，说《诗》者遂分攻《序》、宗《序》两家，角立相争，而终不行以偏废”。

岂论攻《序》、宗《序》，宋儒的意见仍然是要寻求《诗》的本意，这是颠扑不破的。按照孟子的相通，寻求《诗》的本意，应沿两条旅途:一是回到《诗经》文本(text)，“以意逆志”。“故说《诗》者，不息章取义，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对此，朱熹注曰:“程子曰:‘举一字是文，成句是辞。’愚谓:意，谓己意;志，谓诗东谈主之志;逆，迎之也。”换言之，就是以读者的交融去反推诗的本意。二是重构《诗经》语境(context)，“知东谈主论世”。“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东谈主可乎?是以论其世”(《孟子·万章上》)。平实而论，《诗序》也恰是遵奉这两条旅途来解诗的。宋儒尽管质疑它的巨擘性，但终究难以含糊它的迫切参考价值。即即是朱熹，虽认为《诗序》对交融诗意的侵犯太大，“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间欢跃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因此只是把《诗序》与《诗》分开，专写《诗序辨说》，“并为一编以还其旧，因以论其得失云”。

宋儒解脱了汉唐的巨擘，但问题却随机措置。一是宋东谈主的以意逆志，在念念想解脱的氛围中，更赫然地推崇为自呈私意，讲得越多，离诗的本意越远。二是诗意与诗义之间正本即有的不服等性，并不因为诗意的把执就消解了。皮锡瑞讲:

《诗》为东谈主东谈主童而习之之经，而《诗》比他经尤难明。其是以难明者，《诗》本讽喻，非同质言，前东谈主既不质言，后东谈主何从揣测?就《诗》而论，有作诗之意，有赋诗之意。郑君云，赋者，或造篇，或述古，故《诗》有正义，有旁义，有断章取义。以旁义为正义则误，以断章取义为本义尤误。是其义虽并出于古，亦宜审择，难尽遵照。此《诗》之难明者一也。

自欧阳回复，宋儒本是因为质疑《诗序》所揭示的诗义，因此要重新友融诗意来诠释诗的“本义”，但遵守则如四库馆臣所指出的:

盖文人之说《诗》，多求其意。讲学者之说《诗》，则务绳以理。相互掊击，其势则然，然不必尽为定论也。

所谓“务绳以理”，即是用宋儒所要彰显的义理去硬生生附在诗上，以之为诗义，而鼠目寸光诗意。因此，《诗》学的关键必须要兼顾诗意与诗义。只讲诗意岂论诗义，失去了诗教的根底功能;反之，则透彻悬置了诗。而要兼顾诗意与诗义，诗义的线路又须基于诗意的把执上。李光地要综合宋明理学在《诗》学上的建设，尤其在收受朱熹《诗集传》的基础上，归拢朱传与毛序，便要使上述问题得到妥善的措置。

李光地解诗的总旅途一经由“知东谈主论世”，进而“以意逆志”，即当先对诗三百作的创作时期进行别离，信托诗的语境，然后再解诗。在《诗所序》中，李光地将诗三百区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时段是文、武、成、康之世，他讲:

今考三百之篇，出自文、武、成、康者百，《二南》风之自也，《小雅》治之经也，《大雅》德之本、命之符，《周颂》功之成、教之至也。

这一技能功成教至，纪录的是周公笃世业、勤王家治下的风习。至于《风》《雅》《颂》之区别与关系，李光地曰:

《风》者，室家之诗也。《雅》者，朝廷之诗也。《颂》者，郊社宗庙之诗也。始于室家，行于朝廷，达于郊社宗庙，故曰:“造端乎配偶，察乎六合也。”

而《雅》有小、大之分，则“以义别也”，即所谓:

通险峻之情，联亲疏之欢，其事未远于《风》，是以为《小雅》也。推解任之原，述祖先之德，其事已近于《颂》，是以为《大雅》也(《诗所》，第236页)。

又，传统说诗有正、变之别，故这一时段的诗便属于正。只是《二南》为正风特等明确，而《雅》、《颂》情况比较复杂，需伙同后续时段加以说明。

第二个时段是成、康之后到东迁，即“《邶》、《鄘》以下之为风，《六月》、《民劳》以下之为雅”。(《诗所》，第129页)李光地曰:“成、康尔后，各国之诗，各归所部，不收入于《王风》。”(《诗所》，第153页)又注“《六月》六章”:“玁狁内侵，宣王命尹吉甫伐之，功成而归，其僚友作诗好意思焉。”(《诗所》，第259页)康王至宣王有百余年，这是一个逐渐阑珊的时期，宣王诚然还能相悖“内侵”，但随后的幽王荒乱，使西周消一火，平王便只可东迁了。明日黄花段都属于有别于《二南》“正风”的“变风”。针对“今说《诗》者，多以东迁后事牵勉为据”，将这部分诗划入东周技能，李光地指出是症结的，他讲:“东迁之王不巡，太师不采，何得鲁东谈主收之，与六代歌舞并存哉?故知邶、鄘以下，犹多西周时诗也。”(《诗所》，第153页)换言之，《风》为止于西周。至于《雅》，属于这一时段的是《小雅·六月》、《大雅·民劳》以下部分，因此，这部分不属于“正雅”，“正雅”部分只消《六月》与《民劳》前边那些，它们属于文、武、成、康的时期。

除了时辰上的信托，李光地同期说明，划入这一技能的诗，其实是时空交叠的。所谓“《邶》、《鄘》以下之为风”，不单是时辰上的成、康尔后的各国之诗，亦然空间上的西周王化未及之地的诗。李光地讲：

殷之故都，北鄙为邶，南鄘东卫。武王封康叔于卫，其后兼有邶、鄘之地。是以邶、鄘之诗，皆言卫事。卫为殷都，习于浊世一火国之声，而北鄙为甚。周既立异，余风未殄。三国之诗，大率皆配偶之谈乖，与《二南》之化反，而其被之以邶音者，则其哀伤惨戚，尤非所语于南风之和也。(《诗所》，第153页)

由此反证，文、武、成、康技能的诗，在空间上也只然而文、武、周公王化所及的中枢区域。

第三个时段是平王东迁以后，即《小雅·节南山》以下部分;况兼，“东迁之诗，不得入于《大雅》，故与《小雅》相附”(《诗所》，第237页)。不外，在这部分诗中，却有几许首诗与东迁以后的情形极不相等，这即是所谓的《豳雅》;由此，亦波及《周颂》中的几许首诗的问题，即所谓的《豳颂》。

在系数《国风》中，《豳风》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部分。豳，又作“邠”，是指周的祖先公刘开荒农业的豳山。据朱熹《诗集传》：

(公刘)能复修后稷之业，民以焕发，乃相地皮之宜，而立国于豳之谷焉。……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行莅阼。周公旦以冢宰居摄，乃述后稷、公刘之化，作诗一篇以戒成王，谓之《豳风》。(《诗集传》，第529页)

《豳风》有明确的落款，尚可推定其语境，但《小雅》与《周颂》中有几许篇，即《小雅·楚茨》以下，《周颂·载芟》以下，却难以阐述。由于这些诗描摹祭祀极尽细腻，故前东谈主将它们交融为与《豳风》具有相通的性质，称之为《豳雅》与《豳颂》。但是，具体是哪几篇，并无定说。李光地《诗所》以朱熹为宗，但朱熹《诗集传》对此也存有疑义。朱熹曰：

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为《豳雅》。……亦未知其是否也。(《诗集传》，第629页)

或疑《念念文》、《臣工》、《噫嘻》、《熟年》、《载芟》、《良耜》等篇即所谓《豳颂》……亦未知其是否也。(《诗集传》，第739  

李光地对前者，依据诗中所呈现的农事、称谓等“旧俗”，认定《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为《豳雅》;对后者，则料定仅《载芟》“此下三章，所谓《豳颂》也”，而摈弃了朱熹说起的另外几首诗。李光地的论证同样是依据“旧俗”：

《周礼》“国大蜡，击土饱读而吹之”者也。然惟此三章耳。朱子并《念念文》《臣工》《噫嘻》《熟年》言之，恐非。盖后稷配天之辞，非所施于蜡祭，而《臣工》《噫嘻》，皆有时王名号，非谈豳旧俗《七月》《楚茨》等之例也。(《诗所》，第416页)

在系数诗三百的语境规复上，李光地自认为东迁诗，以及《豳雅》、《豳颂》的信托是他的创见，因此在《诗所序》颠倒指出：

惟《节南山》以下为东迁，《楚茨》以下为《豳雅》，《载芟》以下为《豳颂》，乃前儒所不决，而今创说者。(《诗所》，第130页)

李光地除了对诗三百的创作时空作了上述这么的基本信托外(兹列示意之)，在具体的注解中，弥远悉力于于诗的语境规复。诚然不行以为李光地的语境规复绝对正确，但他以此算作交融诗意、阐发诗义的前提，则无疑表证了宋明理学由《诗》学转出理学的基本精神与念念想立场。事实上，李光地是将这么的语境规复悬为由《诗》学转出理学的根底旅途，其书落款为《诗所》，意即在此，《诗所序》曰:

夫子曰:“吾自保反鲁，然后《雅》《颂》各得其所。”……孟子言颂其《诗》者，必论其世。今失其世，则又赖有《诗》存，而不错推而知，旁引而得也。既知得所之义，然后章求其次，句逆其情，称名赜而不可厌也，叠文复而不可乱也。(《诗所》，第130页)

与语境规复、诗三百各得其所的追求相应，李光地对音训也尤有遴选，其门生陈万策序《诗所》，专门标示了这少许：

公尝论亭林顾氏音学，妙契古先。故略吴氏《叶韵》而载顾氏《诗本音》者，本公夙愿也。(《诗所》，第131－132页)

对顾炎武音学“妙契古先”的一语评判，不仅足以表证李光地的语境规复，况兼还不错看到李光地对亭林之学的秉承。

二、由辞求意

“知东谈主论世”的语境规复完成以后，天然便插足“以意逆志”的讲明设施。比较起来三级片，亚洲成人论坛前者更多的具有验证的性质，后者则偏向讲明。由于“以意逆志”以“志”的阐述，即“诗义”的诠释为最终缱绻，而诗义的诠释又须基于“诗意”的讲明，因此，诗的文本所呈现的意象讲明应该是前提。但是，诗意的讲明又时时受到诗义阐述的影响，故诗意与诗义时常是相互傍边的;而在儒家诗教的传统下，诗义执行上具有前置的作用，决定了诗意的讲明，这就未免出现妄生穿凿的讲明，以致岂论若何也解读欠亨。朱熹在诗学中的耐久困惑即缘于此，他最终透彻摈弃《毛诗序》，并因此进一步解脱前东谈主文告，直面“本文”来讲明“本意”，就是根底上对层累了的诗义敛迹的解脱。朱熹讲:

某向作《诗解》，笔墨初用《引言》，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自后认为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引言》，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东谈主本意。自后方知，只尽去《引言》，便自可通。于是尽扫荡旧说，诗意方活。

念书如《论》、《孟》，是直说日用咫尺事，文理无可疑。先儒说得虽浅，却别无穿凿坏了处。如《诗》、《易》之类，则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东谈主不见当来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种功夫，直是要东谈主忍让平气，本文之下打叠，空空荡荡地，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东谈主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若于此处先有私主，便为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虫井蛙是以卒笑话于大方之家也。

这一立场与步调，李光地是绝对认可与秉承了的，这从他的《诗所》的注说花式，就不错看得很走漏。兹举一例：

蘀兮蘀兮，风其吹(古音昌戈反)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蘀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以风高而木落，喻时过而容衰，欲实时倡和以相乐也。

《蘀兮》二章。〇男女相悦之辞。(《诗所》，第191页)

撤除注音随文标出外，莫得“留一字先儒旧说”，就是平直由文辞推寻诗意，正如四库馆臣所讲：

(《诗所》)大旨不主于训诂名物，而主于推寻《诗》意。其推寻诗意又主于涵泳词句，得其好意思刺之旨而止，亦不旁征处事，必求其东谈主以实之。

总体上看《诗所》，李光地的推寻诗意，诚然未免夹有“诗义”的影响，但他赫然有相识地将“诗意”与“诗义”作了区隔，要点先在“诗意”本人，然后再另起表明诗的题目章数，下以一圆圈符号别阐“诗义”。

不外，李光地诚然在推寻诗意的立场与步调上接续了朱熹的诗学，但在具体的论断上并莫得全盘收受。即即是朱熹最具打破性的对于《郑》《卫》淫奔诗之说，李光地特等认可，“诸儒以为否则，今独信之者，谓非是不及以见乱之所生，为《二南》之左契”(《诗所》，第129页)，但在具体讲明上，也仍然是因诗而言，或收受朱熹的，或从旧说，或都信托，或都含糊，不一而足，充分推崇出李光地诗学上的兼容择善与高亢其见。兹各举一二例以见之:

《简兮》四章。《朱传》独得诗意。(《诗所》，第164页)

《静女》三章。旧说牵合，文义皆窒。宜从《朱传》，为淫奔期会之诗。盖自《柏舟》以下，虽不可考其时世，然其始也，夫弃其妻，君不恤其臣良友。至于《北门》、《北风》，而君臣之谈穷。《静女》以后三章，而配偶之伦乱矣。(《诗所》，第166页)

《新台》三章。从旧说。

《二子乘舟》二章。从旧说。《邶诗》凡十九章，据旧说皆卫事。然系之《邶》者，其时列土讴谣，各为声调，用其调以歌讴，则入其国之部。如汉初所谓清平、越、楚之类也。《鄘》以后仿此。(《诗所》，第167页)

(注《行露》三章):《郑笺》、《朱传》说备矣。(《诗所》，第147页)

《子衿》三章。《序》谓刺学校，《朱传》谓淫奔者。详诗意，俱无显证。或亦一又友相念念念之辞尔?(《诗所》，第193页)

由上所引，还不错看到，岂论是收受，如故含糊，李光地又视问题本人，以及必要性与否，或申说，如注

《静女》三章、《邶诗》十九章皆卫事而系之《邶》者的说明，或论证，如注《匏有苦叶》之二，或存疑，如《子衿》三章诗意的交融。兹再举一例以佐之，《驺虞》二章注曰:

《毛诗》云:“虞东谈主翼五豝，以待公之发。”《郑笺》云:“君射一发而翼五豝者，战兽类之命，仁义之至。”案:此即成汤祝网，取无谓命者之意也。其时亦必因有驺虞之瑞，而推是以感之者。故曰其仁如斯，此之谓驺虞矣。与《周南》于嗟于麟同意。(《诗所》，第152页)

  综不雅李光地对于诗意的讲明，重在两个方面，其一即是朱熹讲的“本文本意”，其二是“兴”的标示。请先举《桃夭》三章为例，不雅其“本文本意”的探求。《桃夭》:

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东谈主。

  吟哦三章，诗东谈主有灼华/室家、蕡实/家室、叶蓁/家东谈主的语词区分，唯有说明三者的区别与商量，始能呈现此诗的意象。李光地注曰:

桃华则实，既实则复生叶而繁多不穷矣。家者统言表里，室者专言内寝，女谓男曰家，男谓女曰室。家东谈主，则自家之表里老少，以至臣妾皆是也。女之初嫁，犹始华也，必能与夫相顺，故自内以及外，而曰宜其室家。既嫁而成生育，犹既实也，必能与其类相和，故自外以及内，而曰宜其家室。助夫以理表里，犹既实而叶也，必能使家之尊卑老少，下逮臣妾，无不得其欢心焉，故曰宜其家东谈主。

对于灼华/蕡实/叶蓁，李光地以“桃华则实，既实则复生叶而繁多不穷矣”一语以解之，而将讲明的要点放在了室家/家室/家东谈主的讲明上。诚然李光地的讲明未免于诗义的渗透，但他终究是扣紧着灼华/蕡实/叶蓁的物象而讲明了室家/家室/家东谈主的区别与商量，使得系数诗意获取走漏的呈现。要是将此与后续别起的诗义诠释对比，“文王太姒之化，行乎国中，冲田杏梨快播故有贤女，而诗东谈主好意思之”(《诗所》，第140页)，前述之讲明诗意的性质更为明确。

像《桃夭》这么，将三章的诗意全体作出讲明，在《诗所》中不错交融为主要花式，这么能比较好地将诗意作出连贯的讲明。但有些诗的意象错综走动，李光地又会逐章讲明，使诗意的线索与复杂感充分呈现。请照引《匏有苦叶》四章为例以见之: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

济，即《禹贡》之济水也。匏有叶则未可佩，济水深则未可涉。正人量尔后进，如涉者之预计其深浅也。

有瀰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

言宽泛之急进而求合也。濡，犹滞也。济水方盈，则当滞其轨而不前矣。雉之雌者，俟雄之雊而求之可也。今也济盈而不知滞其轨，雌雉鷕鸣而先求其牡，可谓犯时而失义矣。飞曰雌雄，走曰雌雄，然可通称。雄狐、牝鸡之类是也。《传》、《笺》说非是。

雍雍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

承求牡之意而言。亲迎之礼，男下女也，然犹必先进预事，而不苟合如斯。《易》所谓“渐女归吉”者也。况可自我而先求之乎 

招招舟子，东谈主涉卬否。东谈主涉卬否，卬须我友。

承不濡轨之意而言。始言徒涉当度也，继言车涉当慎也。今有舟焉，似无疑于涉矣。然则犹否者，正人之行，必以其彙，我友未至，则犹不之涉也。《传》曰:“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一又。”正此诗之意也。(《诗所》，第160页)

系数《匏有苦叶》四章虽只是以涉水、求牡为喻，但首章举涉水，次章兼举涉水、求牡，三章承求牡之意，终章承涉水之意，意象变化，走动歌诵，要是笼而统之，例必难以将系数诗意讲明出来，故李光地取逐章讲明。

从李光地对诗意的讲明看，他对“本文本意”的追求是充满着现实主义倾向的。《诗经》正本即是中国传统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的源泉，岂论《风》《雅》《颂》都充分彰显了这一脾气;诚然《颂》多数是祭神祭祖的内容，但其精神仍在现实东谈主间的关怀。况兼，从孟子建设的“知东谈主论世”与“以意逆志”的解诗原则，系数解诗的传统亦然现实主义精神的贯彻。因此，在这个意旨上，李光地对诗意的讲明绝对是对这个传统的秉持，实毋需赘言。这里仍然指出这少许，诚乃但愿能对李光地秉持这一传统作一些具体说明。除了前述奋力将诗三百作各得其所的大配景信托之外，李光地在具体的诗意讲明上，也奋力给出符合现实境况的讲明。兹举宏不雅与微不雅各一例以见之。宏不雅的例子是对《将仲子》三章的讲明，以坐实系数诗的语境:

《将仲子》三章。旧说仲子，祭仲也。而此诗为庄公之意，以为无侵我家事，无残我手足，我非溺爱，特上有父母诸兄，下有东谈主言，不可不畏耳。朱子不从，而以为淫奔之辞。今考《国风》之例，多以对于君卿医生者居前，风俗居后。民间淫奔之诗，不应次此。且朱子于后二篇，既从《序》说，则此篇亦一神气也，故姑仍旧。(《诗所》，第187－188页)

李光地的判定是否正确，诚另当别论，但他奋力在具体的语境中去交融诗意的诉求与步调，则一目了然。微不雅之例见对《北风》三章中的相通尾句“其虚其邪，既亟只且”中的“邪”字的注解:

邪，余也。《传》曰:“归邪于终。”古法朔虚闰余，多归之十二月。十二月，一岁之终。余分闰位，又一运之终也。既亟只且，言其时已迫也。(《诗所》，第165页)

对这句诗的诗意讲明，经常并无歧义，但对“邪”的讲明，李光地给出了不同的讲明。朱熹注:“邪，一作徐，缓也。”这个讲明为今东谈主收受，程俊英注:“邪:‘徐’的假借字。”李光地天然知谈朱熹的疑望，但他引入历法归闰的特殊用辞，使得“邪”的交融与《北风》“以岁之将尽，兴国运之将终也”的系数诗意无疑有了更具体现实的伙同。李光地的这种现实性的追求，可谓呈现于他的系数解诗中，他的论断是否都正确，诗意是否应该通过这么的讲明来把执，绝对不是本文所要崇拜与判定的问题，但由中却足以看到李光地的诗学中充满了理学的有趣，他但愿在诗意中能呈现理，而理是真正无妄的，故尽力置诗意于现实中给以讲明。前文尝引四库馆臣的一个论断，称李光地讲明诗意“不旁征处事，必求其东谈主以实之”，似乎指出李光地不重具体的历史验证，这实在是事实。但对于只知诗而不知诗东谈主的诗三百，所谓“必求其东谈主以实之”赫然是不可能的，粗略在规复诗的语境基础上，进而对诗意作出符合意义的讲明，碰巧恰是李光地现实主义地讲明诗意的表证。兹再引一例直陈“物理”的，以为佐证。《鸡鸣》首章:“鸡既鸣矣，胡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李光地注诗中“鸡鸣”与“苍蝇之声”:“以物理验之，无有鸡未鸣而蝇鸣者。故一说非特鸡鸣也，且有苍蝇之声矣，言侵晓也。”(《诗所》，第195页)执行上，即便如斯解诗，诚然是坐实了诗意，但很容易使诗意变得了无酷好，这是一个很难幸免的事实。好在李光地解诗，还能扣住诗的脾气，这便归功于前文言及的他解诗所防御的第二个方面，即“兴”的标示。

兴是传统诗歌算作谈话艺术的审好意思特色场所，其种种类型在诗三百中获取了聚拢的呈现。能否在解诗中对兴加以标示，不错说是鉴识对诗三百的交融是否在文体艺术的层面给予交融的圭表。朱熹的《诗集传》的孝顺不仅在于对汉唐诗经学的打破，况兼也在于他在打破的基础上对诗三百作出了文体艺术实质性的讲明，其中对于兴的分类究诘即是他超迈前东谈主的标志性建设。李光地在《诗所》中诚然莫得全面系统地讲种种兴，但他赫然充分相识到兴的使用，故而在讲明诗意时，对种种兴作有代表性的点示。如释《关雎》首章与次章，即是举飞禽与植物类的起兴 

雎鸠挚而有别，以兴淑女之贞一幽邃，欲得之以为正人之善助。

荇菜可荐鬼神，以兴淑女可供祭祀。(《诗所》，第136页)

释《兔罝》三章是举用具类的起兴:

罝兔之东谈主，椓之丁丁，有其具矣，故兴其可为公侯之干城。施于中逵，得兔多矣，故兴其可为公侯之良助。施于中林，无深不得矣，故兴其可为公侯之腹心。(《诗所》，第141页)

释《简兮》四章:“以山隰之有榛苓，兴贤从之在侧陋。”(《诗所》，第164页)以及释《行露》首章:“以露之沾衣，兴东谈主之污身。”(《诗所》，第147页)则是举物与物的关系，以及物与东谈主的关系类起兴。释《王风·扬之水》三章:

以首句之兴不雅之，则彼其之子，谓王使各国之东谈主，与己更番者，其令不行也。(《诗所》，第182－183页)

与释《郑风·扬之水》二章:

此所起兴，与《王风》同而异。《王风》兴王令不行于诸侯，此兴东谈主言不行以间彼己之交也。(《诗所》，第193页)

又是举同类起兴的变化。以致于无法明确判断的起兴，李光地也强调，虽辞本人无所示，但仍然应该体会诗的所兴，如注《园有桃》三章:

此诗文意，《朱传》尽之，但为何事兴感，则不可晓。大抵诗意不不错辞寻者，当不雅其所起兴。(《诗所》，第201页)

概言之，李光地对诗三百兴的使用是给以充分关注的，这使得他对诗意的讲明莫得因为他的理趣追求而失去诗味，从而也使得诗背后的热诚获取合理的呈现。《卷耳》四章的讲明就极好地表证了这少许，尽管莫得点示兴的使用:

首章之我，后妃自我也。后三章之我，为文王我也。言行役苦辛如斯，必有所丧祭而伤感，盍姑酌酒，以忘情而消忧乎?卒乃如闻其咨嗟之声，而设问其为何，知其必有所怀伤而不行已者也。或问:圣东谈主虽有冗忙事役，岂至于动情乎?曰:圣东谈主亦东谈主尔，未有忘情者也，但中节则圣矣。(《诗所》，第138－139页)

三、曲尽意义

相对于诗意的讲明，诗义的诠释无疑显得更为繁难。如上节所举的《子衿》三章，这首有名的诗，就其诗意而言，不可谓不走漏，但其诗义究竟是什么，却视力大不同。李光地讲:“《子衿》三章。《序》谓刺学校，《朱传》谓淫奔者。详诗意，俱无显证。或亦一又友相念念念之辞尔?”(《诗所》，第193页)当代以文体的本位来看《诗》三百，天然不错不崇拜超乎诗意之外的诗义，以致不错根底不沟通诗义的存在与否。不外，即便对持文体艺术的本位，绝对含糊诗意之外存在着诗义，亦然繁难的，因为这络续对取决于作家的意图。一件艺术作品一朝造成后，作家其实并不行傍边收受者对作品作出种种的的交融，包括由作品养殖出来的指义。况且，在西方，艺术获取我方沉寂的实质料位，亦然迟至康德以后的事;而在中国传统的艺术天下中，艺术作品的创作弥远是在承认“载谈”的艺术念念想氛围中伸开的。因此，包括《诗经》在内的，算作儒家系数精神价值源泉的“六经”，笔墨背后的义理是根底不可能加以放置的。能否发现诗义是一趟事，含糊诗义的存在却是难以收受的。李光地绝对遇到了这么的难题，但他仍悉力于去掘发诗义，比如在注《芣莒》三章时讲：

《芣莒》三章。旧说以为妇东谈主之诗，然不测旨可寻。惟其采而收之，曲尽一事之理者，可为求善取益之喻。而诗之次在于《兔罝》之后，殆以文王求才之殷，取才之尽。作家因《芣莒》以起兴，犹之《关雎》“荇菜”之义欤?(《诗所》，第142页)

因此，李光地的《诗所》将诗意与诗义作分开说明，也不错看作是他对这一问题的花式化安顿。

由于诗义是对诗意之外的寓义追寻，因此诗义虽见之于具体的诗意，但诗义在性质上却无疑趋向于具有普遍性的义理，上引注《芣莒》三章所谓“曲尽一事之理者”，即是走漏的表证。李光地在具体的阐发时，也特等天然地将诗义引向普遍性的呈现。请举数例以见之:

《出其东门》二章。嫉淫者之诗也。六合之物，有非分之所当者。苟念念存焉，虽不求之，良友累其心矣。念念不存，则与己无与也，岂独女色一事然哉?(《诗所》，第194页)

《甫田》三章。刺东谈主之好大而躐等者。(《诗所》，第197页)

《权舆》二章。穆公好贤，而继世者不行承其好意思。权之于物，轻重不更也。舆之行路，辙迹不改也。不承权舆，犹言不遵轨度。(《诗所》，第215页)

《衡门》三章。依《朱传》。〇东谈主能常在衡门之心，则无入而不高亢。(《诗所》，第216页)

上举四例，前两例因诗意而言明东谈主具有普遍性的心思行动，后两例则是东谈主具有普遍性的步履准则。心思与意义虽有显隐之别，但各有普遍性的功令，李光地诠释的诗义恰是具有普遍性的理。在临了一例中，已指出诗义“依《朱传》”，但李光地仍别起加以申说，标示诗义所具有的普遍性。

此外，在上举的李光地诠释诗义的例子中，还有一个赫然的特征，那就是诗义的诠释并莫得作抽象的伸开，而是以切近生涯知识的方式加以抒发。经常，与普遍性关连联的是抽象性，这恰是诗义所呈现的宋明理学的义理的基本特征。义理的诠释时时依赖于逻辑的推衍，逻辑的推衍因演绎与归纳的区分推崇出不同的论证力，但它们的论证力量基于理性的运念念则是一致的。但是，李光地以近切生涯知识的方式来诠释诗义的特征赫然莫得过多地哄骗逻辑，而是平直由诗意切换到诗义，进而以生涯知识加以诠释。比如上举注《出其东门》二章例。诗意已定性为嫉淫者之诗，但李光地揭明的诗义却是普遍存在于东谈主的一种心思:“六合之物，有非分之所当者。苟念念存焉，虽不求之，良友累其心矣。念念不存，则与己无与也，岂独女色一事然哉?”他的讲述赫然莫得逻辑的论证，但读者反不雅我方的生涯实践，赫然会收受他揭明的义理。李光地诠释诗义的步调上的这一特征，不错只是交融为传统诗教的特殊性使然，因为诗以具体的形象性来抒发烧诚与念念想，但也不错交融为系数宋明理学在建设义理，以致赋名为“天理”以强可贵对具体事物的卓越性时，弥远又悉力于于将理依附在理性的现实生涯中的基本精神。岂论是朱熹所强调的理气羼杂一元论，如故宋明理学津津乐谈的“汜博泼地”，都是这一精神的表面抒发与生命诉求。由此而论，李光地的诗义诠释要是放在系数儒家诗教的传统与宋明理学的具体表面中加以交融，天然能获取更丰富的义蕴。

从内容上看，李光地对于《诗》三百的诗义诠释，绝对是放在修真金不怕火治平，情味－伦理－国度－六合，

以及天东谈主之际的宋明理学架构中的。这在他的《诗所序》中作有走漏的详细:

始于配偶之细，而察乎六合之精熟。发于情面之恒，而极乎天载之奥妙。夫如是，则三百之繁言，四始之宏纲，小大兼举矣。夫子教东谈主学《诗》，近则在于墙面，远则使于四方。要其指，则曰不错兴。责其效，则曰不错言。呜呼!反之于身而可哉。(《诗所》，第130页)

只是与宋明理学的竣工表面形态比拟，诗三百的内容更聚焦在男女情味与伦理家国的维度上。在《关雎》三章诗义的诠释上，李光地不仅走漏地以此内容来诠释《关雎》，况兼以此为系数诗三百定基调、作安排。他讲:

《关雎》三章。文王后妃所自作也。古者朝有外职，宫有内职，外职旷而天工不举矣，内职缺而阴教不修矣。故天则播五行于四时，而月生焉，王则王人家以治国，尔后妃主焉。嫔御以下，皆是以佐内理者，如星之助蟾光也。后妃无妬害之私，极诚求之切，不错章文王刑于之化。周之兴也，有自来已。故《关雎》者，后妃求贤于内也。《鹿鸣》者，文王求贤于外也。家者国之本，故风始而雅继。以至《大雅》之《文王》，则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颂》之《清庙》，则曰:“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呜呼!不雅以四始之义者，而知急亲贤之为务矣。(《诗所》，第136－137页)

“文王后妃所自作也”，至“故《关雎》者，后妃求贤于内也”，这是对《关雎》作诗义的诠释;“《鹿鸣》者”以下，即是对《小雅》《大雅》与《颂》的诗义定位。李光地天然阐明《关雎》的诗意，深契这是一组抒发男女情味的诗，但他在讲明这么的诗意基础上，将诗义引向宋明理学的义理层面，使得诗意与诗义各得其所。请举数例以为具体表证。

先看《氓》六章。这是一组描画男女相爱结婚而最终不对的叙事抒怀诗，为什么最终会是这么的结局呢?其中涵有何如的有趣呢?李光地曰:

不雅首章，知其合之不正也，是以终离。《易》曰:“泽上有雷，归妹，正人以永终知敝。”夫以阳求阴，以男下女，正也。以泽感雷，非正也。正人知其终敝，而不正者不念念其反也。故其爻曰:“女承筐无实，刲羊无血。”然则其过在女矣。圣东谈主存此，示男女苟合之戒。(《诗所》，第176页)

此理是否对，天然不是本文的论题。

再看讲家庭代际关系的《凯风》。《凯风》四章描画一位母亲虽艰辛生育了七位孩子，但内心却不行松弛。李光地曰:“母不安其室而子自责，言既不行成身以悦亲，又不行顺亲以尽孝。”(《诗所》，第158－159页)“成身”指向的是立业，“顺亲”指向的是孝养，二者时时相互关联，共同影响着家庭的代际关系。

临了看《蒹葭》三章。这首收入《秦风》的诗是盛名的抒怀诗，描画追求意中东谈主而不得。《引言》以为诗义在“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朱熹作《辨说》，以为“此诗未详所谓，然《序》说之凿，则必否则矣”，故《诗集传》只释诗意(《诗集传》，第378、509页)。李光地除了注音外，于诗意莫得再作任何讲明，表明他绝对收受朱熹的讲明，但于诗义却作了长段诠释：

秦始立国，则尚威严，重刑杀。如白露之为霜，日出而犹未晞，日高而犹未已也。于是之时，犹有周之遗贤，守先王之谈者，如蒹葭之苍然独秉后凋之节。然则非时所尚，则遁世自藏良友。逆其谈以求之，不可得见也。顺其谈以求之，固未曾不在焉。无如霜露之势日甚，则所谓苍苍者，亦将如彼大运何哉?周之兴也，访谈箕子，惇典于殷之献民。及乎幽、厉伤之，老练放手，故曰:“呜呼哀哉!维今之东谈主，不尚有旧。”秦之立国，与三代圣王，如阳春祈寒之互异。其后至于尽灭仁义德教，盖所由来者渐矣。是以商鞅、李斯，得售其术，而四皓、两生辈，至汉世犹未敢出也。《易》曰:“履霜知冰，阴始凝也。驯致其谈，至坚冰也。”然则兹诗之所见者远也。《序》说疑有所受，然蒹葭、白露之说，则非尔。(《诗所》，第212－213页)

细玩这段笔墨，可知李光地一方面是收受了朱熹的诗意讲明，明确指出《序》的“蒹葭、白露之说，则非尔”，另一方面并络续对收受朱熹“《序》说之凿”的判定，而是以为“《序》说疑有所受”。李光地是从《蒹葭》三章属于《秦风》襄公的历史语境启程，基于诗意，进而追寻秦国立国的根底政管束念，对实行仁义德教如故刑杀苛政进行了分辨，诠释诗义。要是逸预料李光地的《诗所》是他晚年承康熙钦命的临了经解文章，由此或亦可窥他的经心。

上述三例，分属个体、家庭、国度，实涵盖了李光地所阐发的诗三百的诗义内容。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些内容都波及现实的生涯，因此诗义的诠释基本上都是含有价值取向的，上举诗例都足以见证。但是也不妨有例外，比如《采葛》三章。这是一首念念念情东谈主的名诗，诗的意象很走漏，但由于此诗包摄于《王风》，李光地以为仍响应的是平王东迁初期的畿内风俗，(《诗所·王风》序，第180－181页)因此他对于这首诗的诗义似保留了正面的交融。然则，这与《序》与《朱传》都不同，故他仅予指出，莫得作出明确的价值评判:

《采葛》三章。《序》以为惧谗者，似阔。《朱传》以为淫奔之诗，亦未有以见也。(《诗所》，第184页)

由于诗义普遍含有价值判断，天然就波及到了传统诗学中广空谈及的教养功能问题，即好意思与刺。经常，李光地在诠释诗义时，好意思刺二端是浊泾清渭的，但也有一些诗，好意思与刺又是相互关联的，比如《风雨》三章:

《序》谓念念正人者，可从。盖以风雨鸡鸣为兴也。鸡之知时，或有东方微濛之景，则感之而鸣。然风雨冥晦，且无星月之光，而鸡鸣之节不改也。郑俗昏乱，而犹有心知礼义，独为言行而不失其操者，是以同谈者见而喜之。(《诗所》，第192－193页)

“风雨晦暝，鸡鸣不已”，这是对“心知礼义，独为言行而不失其操者”的称好意思，但同期即是对“郑俗昏乱”的风刺。因此，李光地强调交融诗义的好意思刺问题，应该持辩证的不雅念，不行作僵化的主办。在诠释《桑中》三章诗义时，李光地曰:

此类之诗，《序》皆以为刺时也。夫讽一劝百，犹或非之，岂有自比于乱，而设淫辞，弥远无微文深意之可念念者?而曰“是以刺时”，必否则矣。朱子与吕氏走动终不对者，以此。其记《桑中篇》，辨论详矣。大抵自古学者，以三百之删，皆经圣手，而又有“念念纯真”之一言，不应复有鄙亵混杂其间。夫删《诗》之义，犹之作《春秋》也。《春秋》何尝没乱贼之迹哉?著之者，戒之也。况又有善恶之相形，祸福治乱之相应。《春秋》成而惧，《诗》三百而皆不错兴者，此矣。无，犹毋也。念念纯真，戒辞也。言学《诗》者，以辨邪正为急，犹学《春秋》者，以正名分为先也。未闻有以商臣蔡般之在简，而云君父之可贼者，则于圣东谈主之存《郑》、《卫》也奚疑！(《诗所》，第169页)

李光地由《桑中》诗义，对系数《诗》三百的好意思刺问题作了诠释。由于孔子对《诗》三百有“念念纯真”的论断，换言之，即在价值评判上都应具有好意思教的正向功能，然则《诗》中却有“鄙亵混杂其间”，似与“念念纯真”组成冲突。李光地强调:“夫删《诗》之义，犹之作《春秋》也。”《春秋》所记多有“乱贼之迹”，但“著之者，戒之也”。以《诗》比《春秋》，《春秋》不错使乱臣贼子惧，《诗》三百则皆不错兴，“念念纯真，戒辞也”。

四、结语

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一系，至清初，已为官方相识形态。从汉唐经学中转出的理学，经过念念想的创发与演化，至此已使自身在经学的新形态，即与汉学相对应的宋学下，获取安顿。李光地的《诗所》就是典型。在《诗所》中，似乎已莫得了《朱传》对《序》的含糊与悬置所带来的念念想冲击，更多的是呈现为从学术到念念想的种种弥留的消解;在理学的表面上也似乎缺少新的鼓动，更多的是呈现为既有念念想的诠释。但是，从对《诗》三百的语境规复，到诗意与诗义的讲明与诠释，《诗所》不仅展现了从经学转出理学的走漏模式，况兼更使转出的理学复与经学投合陆续，宋明理学的念念想经由至此呈现出拆除。

《中国形而上学史》，2020年第2期